本报记者 卢越
正在服刑的罪犯写了一封控告举报信，称自己是“顶包”进来的，外面的“大哥”才是主谋。这封“不太寻常”的举报信，引起了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驻监检察室检察官的高度关注。
举报信上的线索是不是真的？该案是否还有漏犯？7月10日，记者来到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驻北京市监狱检察室实地采访，了解这一案件的办案经过。
2024年6月，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收到罪犯何某某的一封控告举报信。何某某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5年6个月。他在信中称，自己是替他人“顶包”，背后的犯罪组织者其实是外面的“大哥”李某某。
“经初步了解，何某某现年22岁，没有固定生活经济来源，初中肄业后即‘混社会’，认识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银告诉记者，办案组考虑到，组织卖淫过程中租房、购买卖淫用品等均需一定的资金与社会资源，而何某某显然不具备上述条件，由此判断罪犯反映线索属实的可能性很大。
随后，办案人员调阅了大量的原案证据材料及涉案手机的鉴定意见，一页页查找可疑点和有用信息。不过，要抽丝剥茧，从大量证据材料中锁定关联人员涉嫌犯罪的关键证据，并非易事。
李银介绍，由于该团伙反侦查意识较强，平时资金往来除统一通过罪犯何某某资金账户外，其余均是用现金取现。此外，团伙成员的通信联络号码均是虚拟号，且案发后何某某受指使已将相关APP卸载，电子数据难以恢复，现有证据除其口供外，没有其他证据支持，更难以追捕追诉。
这些难题怎么破？办案人员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请求相关单位协查等方式，先锁定涉案3名漏犯的身份信息。同时，重新查阅案卷材料与口供，再一次进行细致比对，寻找碰撞有用信息。
“我们最终发现，虽然都是用现金取现，但是何某某曾提到过第一次租房的租金是通过转账支付。经调取涉案嫌疑人的交易记录，从近3年来上千条交易记录中，我们逐步明晰了关联人员涉嫌组织卖淫的上下游资金链条，发现了租房资金周转、购买卖淫用品的交易记录，并且还发现了在本案之前存在的其他涉嫌组织卖淫违法犯罪线索。”李银说。至此，客观证据予以固定，3名漏犯的犯罪事实浮出水面。
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与原办案单位沟通协调，在前期线索调查核实工作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对已较为成熟的立案监督线索依法移转，并对相关检察院前往监狱继续补充侦查予以协助配合。2024年12月，相关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后成功对3名漏犯予以抓捕。2025年1月，3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目前案件正在审查起诉中。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强化“派驻+巡回+科技”监督机制，挖掘深层次问题线索。在处理罪犯来信中，敏锐发现某判处财产刑罪犯隐匿财产线索，经多地调查核实，查实隐匿金额500余万元。在移送拒不执行判决监督线索后，2024年依法监督撤销罪犯之前的减刑。此外，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自主建用“罪犯小额罚金刑监督子模型”，推动解决短刑犯缴纳罚金意愿低、罪犯遣送原籍后缴纳主动性差等问题所导致的小额罚金刑判决“执行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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