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5年前，为了抗击日本侵略，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改编，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迅速投入了艰苦的抗战前线。为了纪念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成立85周年，中国军网微信将推出一系列专题文章，带领读者了解那些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不为人知的细节。
如今，我们在一些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服颜色呈现出灰色或土黄色。有时也会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觉得颜色不准确，甚至有些细节显得不对劲。但实际上，这两种颜色确实出现在当时的军服中。这是因为，抗战时期的环境极为艰苦，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匮乏，只有依靠就地取材来制作军装。而不同根据地所获得的布料和染料存在差异，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服颜色以及用料也各有不同。
展开剩余80%刚开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服是由国民政府按兵力编制发放的，整体颜色是灰色的。杨成武上将曾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的第一次发军装，他提到，“那一天，我和其他战士一样，都领到了崭新的灰色军装和一顶圆形的军帽。”
然而，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迅速扩展，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了一系列限制，停止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和军需供给。面对这种困境，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装问题也完全靠自己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布料和染料成为了一个棘手问题。
由于经费短缺，染料极为匮乏，许多部队往往买不到标准的灰色染料，只能选择黄色染料作为替代。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四支队被服厂厂长张明吾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军装既有灰色的，也有黄色的，所有的染色工作都是由我们厂自己完成的。” 当灰色和黄色染料都难以获得时，工厂们甚至开始用一些另类的自然资源，如稻草灰、麦秆灰、锅底灰、槐树花、紫草等植物和物质来为布料染色。比如，在晋西北地区，桦树皮会被熏染并与牛胶一起煮成灰色布料，而黄绿色的布料则是通过石花、橡树皮、槐树子等植物煮成的。尽管如此，染出的布料色泽往往不均匀，而且掉色问题严重。即使如此，开国上将王新亭也曾回忆说：“我们那时虽然筹集到一些白布，但染料难以买到，于是我们用槐花子来染布。染出的布颜色有些黄绿不均，但每个新战士都穿上了新衣，整齐划一，精神焕发地加入了战斗。”
1937年11月，聂荣臻指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进军敌后，途中为了解决军服染色的困境，聂荣臻提出要寻找群众帮助。当他们到达阜平县南街大槐树下时，几位当地妇女主动向他们提供了祖传的染布秘方：将春季采摘的槐花碾碎，与染料搅拌均匀，制成的布色调鲜艳，且不易褪色。通过这番努力，八路军的黄绿色军服终于顺利染制完成，部队迅速换上了新装。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供给处会计科科长范子瑜回忆道：“1938年冬天，第一二〇师开赴冀中后，我们通过与当地百姓的联系，专门购买了两种布料：一种是土布，一种是宽面布。买来后，我们用染料进行染色，最初染成灰色，后来由于染料问题改为黄色。”
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等领导对第一二九师所穿的黄绿色军装赞不绝口，之后该军的染色技术被传到晋察冀的其他部队，甚至还扩展至各个根据地。
1941年7月，第一二九师发布了收集槐子作为染料的命令。这一命令显示了八路军对于军服染料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部队在当时条件下克服困难的决心。此举不仅仅是解决染色问题，更具有对敌经济斗争的重要意义，且节省了大量的费用。
在1940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愈发严密，八路军的染料供应变得更为紧张，尤其是在晋东南地区，染料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地方政府和工厂们只得依靠土办法进行染色。使用的染料虽然质量不高，色彩不均匀，甚至容易褪色，但这些“土办法”有效解决了染料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在南泥湾等地，采集黑格兰根、槐子等植物来染色，这些天然的染料不仅费用低，而且可就地取材，避免了运输上的困难。
1942年，为了确保足够的布料和染料供应，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地在延安新市场后沟建立了一个染坊，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虽然染料极为紧缺，但工人们不断地试验，最终摸索出了一种“植物膏染料”，这种染料的原料主要来自栾树皮，经过一番加工后熬成膏状，溶解后呈现出一种暗红的灰色，具有独特的色泽。这种染料成为了抗战后期染色生产的主要原料，并且被广泛使用，甚至支持了数十万套军装的染制。
即便如此，直到抗战结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服颜色依然无法统一，甚至在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部队的军服颜色依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灰色、青灰、草绿、土黄等不同的色调。直到1949年1月的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才最终确定了统一的军服颜色——草绿色。然而，由于战事紧急，各大野战军继续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作战，军服的样式和颜色仍然没有快速统一。直到1949年下半年，军服才开始统一为草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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